圆桌|青年学者共话国内科研环境,后疫情时代又有哪些变化?

年轻的科学家留学回国后对国内的科研环境有何感受?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?这场影响深刻的疫情对他们的科学交流和科研工作又带来哪些改变?在6月2日下午举行的浦江创新论坛·科技创新青年峰会的圆桌讨论环节,来自各领域的数位青年学者就这些问题畅所欲言。
讨论嘉宾包括科技部外国专家服务司副司长李昕,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科室副主任王伟,西湖未来智造创始人、西湖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、浙江省3D微纳加工与表征重点实验室周南嘉,中山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后郑雷,上海大学理学院纳米中心副教授Maitarad Phornphimon。 周南嘉认为,国内的学生对完全创新性、无人区的事情还有一些困难,大家可能还是更在乎工作多少时间能做完,能不能发文章,能不能毕业,都是一些眼前的事情,没有看到远。他希望自己,以及自己所在的西湖大学能在这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。
飞机被取消的郑雷无法抵达论坛现场,视频另一端的他认为,后疫情时代科研交流更为便利,自己显然已经证明了一点。但他同时提到,线下交流仍能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,而利用网课等方式进行线上教育也存在着一定弊端。
作为科技管理人员,李昕在现场则谈到,确实大家都觉得科研和教学在疫情前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。“我们监测了一些数据,疫情期间国际交流合作也没有停,各种各样的会议、合作研究,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反而是加强了。”他同时强调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,也就是开放获取,预计论文将来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。
国内外科研环境有何差异?
上述学者都有着海外留学背景,时间或长或短,将科研战场扎根于国内之后,他们对国内外科研环境的差异也都有着自己的感受和理解。
王伟是一名医生,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,其余2008年-2010年间在美国做了3年博士后,回国至今已有十余年。“问到国内外科研环境上的差别,我直观只能感受到我自己这个比较小领域的差别。”
他提到两方面差别。第一个是物的差别,“就是我们做科研的材料,比如仪器、试剂和动物,我们做医学研究中必然会用到动物,动物有制作的速度和标准。”他认为,和美国相比,最近十几年以来我们生物进展非常大,但是在试剂和仪器方面还有一些差距。第二点差别则是人,“美国人员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,比如说拿到一个NIH的项目,这里面接近40%甚至50%的经费用来给人的,是聘人,国内这部分做不到。”在这一情况下,国外的PI组建团队相对迅速,而国内则更为艰难。
王伟同时强调国内的优势,学生的质量、成长起来的PI人才、自然科学基金委
和国家科技部等支持、国家基础研发投入的增加,“我感觉离世界一流强国的差距越来越小。”
周南嘉提到科研思路的差异,“当时我们做一个试验不计后果,我们愿意尝试一些新的东西,它可能发不了文章或者肯定发不了文章,这个结果未必是不好的,但是大家愿意去做,纯属好奇心驱动。”这同样明显地体现在科研人员随后的择业中,同学中的创业氛围更加浓厚。
过去的2020年,周南嘉创立了西湖未来智造(杭州)科技发展有限公司,自主研发微纳精度的三维精密制造技术,能实现百纳米到10微米的打印,用于集成电路领域。
“我回国之后也非常希望把这个科研思路带回国内,但是国内的学生对完全创新性、无人区的事情还有一些困难,大家可能还是更在乎工作多少时间能做完,能不能发文章,能不能毕业,都是一些眼前的事情,没有看到远。”周南嘉表示,西湖大学,包括他自己,都希望能够改变这些。
王美佳是泰国人,博士后之后在上海大学工作,至今在上海已经12年,她感受的是中国人的友好和热情,“在这里很好,学生比较喜欢问,也比较喜欢帮忙。”她同时也感受到另一点,“但是有一点不一样,大家看到每个地方都很挤,做试验也很挤。如果他们想要自己管自己学习,这很难,有的大学可能可以做到。我在泰国,可能自己去思考的地方都很大,写文章都可以,还可以有放松的地方喝茶、喝咖啡,这样的地方在外国比较多,在中国不太多,我们人多,地方不够,还需要挤一挤。这是国内和国外不一样的地方,但我还是喜欢。”
郑雷在美国只学习了一年,他通过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道,“总体上不是特别的了解,但是感觉国内的科研人员投入的时间更多,能力更加全面一些。国外科研人员合作的效率更高,相对来说保障人员的界限会更加的明显一些。”
他进一步提到,国际领先或者是学科成熟的学校,不管是从设备、场所还有经费来说都比国内优越,“但是国内目前这些年发展的很快,我们在重点领域、重点项目中的投入也非常大,也期待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。”
作为科技管理人员,李昕则谈到,目前国内科研硬件环境和国外差距已经比较小,但是软件环境和国外还是有一定差别的。“我们要更多地偏向于以兴趣为驱动,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无人区,如果总是觉得哪些领域比较好发,永远跟着人家背后走,就做不出更多好的成绩。”除青年科学家需要如此之外,他同时强调我们需要有好的科研机构或者好的环境,“促使青年科学家容忍失败和鼓励创新的环境。”
李昕同时谈及国内在另外一方面尚有很多改进的余地。“我个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感觉到国外跨学科的合作,跨学科、跨机构、跨文化、跨国的合作比较多。”他希望国内科研领域未来更加的国际化,“不同领域、不同学科、不同团队进行合作,这样科研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。”
疫情改变了什么?
COVID-19疫情至今仍在全球肆虐,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大流行对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,对科研工作和科研人员也不例外。
周南嘉在疫情之后再没出国交流过。但他提到,从学术上的交流来说,其实非但没有减少,反而更多了,“有很多完全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进行沟通。”从其在国内交流的经验来说,因为要准备创业,在疫情之前他全国各地到处跑,每周会花不少时间都在路上,“但是后来疫情一来,发现没法出差了,我们的沟通方式反而更有效了。”
周南嘉还感受到和以往不一样的是,用视频的方式发起线上讨论,加入的人比此前线下能找到的人多,“这个可能跟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的性格有关,以前找不到的人现在都能找到了,一下子就可以几十个人在线上讨论,这种沟通方式对于我个人来说,我个人感觉反而比疫情之前更方便了。”
王美佳有类似感受,“以前合作的时候只有老师教给老师,现在学生可以一起参会,可以和老师一起搞懂,学生也可以问很好的问题,以前他们没有机会问问题,但是现在学生也可以问问题,他们也不再感到害羞。”
视频端的郑雷显然更有发言权,“对于我来说可以减少通勤,或者碰到极端条件之下还可以坐在一起交流,同时也可以减少中间的成本。对于科研交流来说,我觉得这块是非常方便的。”但对于沟通来说,郑雷认为一些现场的感受线上仍然无法带来。
此外,对于教育,他认为线上教育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,尤其在疫情期间,很好地弥补了线下课堂教育的不便。“但是对于线上教育来说还存在一定问题,比如说网课带来的一些弊端,对于学生的监管可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,但是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。”
王伟也同样提到后疫情时代的交流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。作为一个科研人员,他最希望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,跟学生在一起。线上交流效率更高,而且减少了科研人员很多用于开会的时间。
但他也感受到面对面的交流减少带来的弊端。王伟提到曾经的一段经历,“心脏再生领域在过去十年有一个争议,就是心脏里面是否有自己固有的干细胞,当时我也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,有很大争议的时候怎么办?”他曾经到另外一个实验室和另外一个博士后,两个人在同一个细胞间里用一样的东西做同样的事情,去证明到底谁的观点正确。“我们现在不能面对面的交流,也不能在一个实验室,利用别人的东西做重复的工作,这个就比较难,也会带来挑战。”
李昕也谈到,确实大家都觉得科研和教学在疫情前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。“我们监测了一些数据,疫情期间国际交流合作也没有停,各种各样的会议、合作研究,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反而是加强了。”他同时强调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,也就是开放获取,“论文将来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,我预计将来在后疫情时代,国内和国际的交流互动,各种各样的技术还会更多一些,大家也可以更好的利用ICT的技术提高科研合作的效率。”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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